【转载】 信用证“代”信用卡?看村镇银行农村消费金融新尝试

穿过狭窄颠簸的山路、山路两旁青灰色的民房和间隔在民宅中的大片油菜花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所至的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汪洋镇临江村作为一个市级贫困村与四川乃至全国的普通村落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但临江村却是仁寿民富村镇银行评定的首家“信用村”,这意味着临江村全村拥有仁寿民富村镇银行的共计300万元信用贷款额度,临江村879户家庭每户都有资格申请最高额度5万元的信用贷款,符合条件获得授信的村民将获得一张“信用证”。

在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到几位额度获批的村民和其持有的“信用证”,上面记录村民的基本信息和授信额度与授信有效期限。

商业银行信用卡普遍提供一次授信、随借随还、并提供分期还款的产品服务,满足城镇居民的多种消费信贷需求。“信用证”因相似信用卡的功能和相对灵活的借款用途,某种程度来说,“信用证”就是村民们的信用卡。

信用卡“进村”难

不难发现,农民是信用卡使用人群中的“弱势群体”。

但大部分农民每年收入不稳定,缺乏征信记录、工资流水、社保记录等资料证明,普通商业银行不愿意向农民核发信用卡。虽然部分农民因有额外正式工作或财力和抵押证明可以申办信用卡。但针对农村和农民特点的信用卡业务少之又少,还停留在试点和摸索阶段。

不少村镇银行作为扎根农村金融、直接服务三农的新生力量,对农村消费信贷的金融需求有所关注,更有村镇银行直接提出发行信用卡的诉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调研和材料搜集过程中发现,目前没有村镇银行开办信用卡业务。

2011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已对商业银行发放信用卡作出了统一的准入要求:如注册资本不低于5亿元、具备办理信用卡业务的专业系统等。

某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村镇银行不能达到准入要求,发放信用卡的时机还不成熟。即使将来满足条件,村镇银行是否愿意承担高昂的科技系统成本和营销成本,发卡量能否支撑其成本也是未知之数。

“信用证”诞生记

2013年12月,因城镇建设,当地政府对部分村民的土地或房屋进行拆迁,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范畴。按照当时政策规定,该保险的45%,即3.6万元由农民自己缴纳。达到年龄的老人需一次性缴清,由于大部分村民储蓄不足,出现了资金缴纳困难。

仁寿民富村镇银行根据当时的资金需求推出“宜养贷”,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推广覆盖。临江村作为市级贫困县,也是首批“宜养贷”合作村。

基于2年多“宜养贷”项目信用良好的合作经验,2016年4月,仁寿民富村镇银行将临江村评定为首家“信用村”,并签订了合作协议进行整村授信。以户为单位对该村村民提供 “惠农快富贷”,并给授信农户发放信用证,授信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循环借贷,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以纯信用贷款解决农户在生产经营、消费等多方面的资金需求。

仁寿民富村镇银行行长吴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信用村”已经复制扩展为8个,通过长期的“宜养贷”合作基础和前期翔实调查打破信息不对称。每个信用村授牌前,银行业务人员需挨家挨户对村民进行摸查建档,了解每户基本人员、收入和信用情况。调查工作至少由双人完成,甚至由支行行长亲自协同调查。

仁寿民富村镇银行汪洋镇支行行长林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农户来说,申请纯信用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非“信用村”的村民只能进行传统的抵押和担保贷款。对农民做信用贷款存在不小的风险,所以在授信上,银行会根据摸查得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状况对信用村和每位申请者进行评级认定,评级越高额度越高,每户村民的还款履约记录也会影响整村的信用评级和额度。通过加强村民与行政村的联系,提升整体信用意识,控制风险。

林涛还表示,某种程度来说“信用证”就是村民的信用卡,对于乡镇和农村居民来说,因为pos机的普及率低,信用卡的使用场景其实有限,“信用证”可以说是更接地气地解决农民消费金融需求的载体。

落地尚有困境

从“信用证”落地情况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8个“信用村”授信额度达2400万,但目前累计发放贷款总额不超过100万。临江村作为最早的信用村,业务开展至今共有70户提出申请,但只有7户获得授信并发放贷款,累计贷款金额32万元,只占全村额度的10.67%。

“发放贷款实际落地还是存在不小的困难。”林涛道,业务开展存在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宣传推广还不到位,对贷款的认知存在偏差。林涛解释称:“目前的宣传主要对象是本来就有贷款意愿的村民,而不是将有需求并有还款能力的村民全部筛选出来。大部分村民即使有需求,仍然会觉得提交繁琐的证明材料很麻烦,还存在打一个借条就能借钱的观念,认为银行贷款门槛高,有戒备心理。”

二是在资料提供和收入核实方面存在很大难度。林涛介绍,四川农村外出务工比例很高,8个信用村外出务工率均在50%以上。接受普查和提交申请的多是留乡的老人,而主要收入来源则是外地务工收入,工资流水、劳务合同等必要证明难以提供,导致发放贷款难以落地。

林涛表示,今年总行将做出相应调整,一方面集中在返乡期再次进行一次摸查建档,并配合国家人口普查活动进行挨家挨户的宣传活动,普及银行信贷等相关金融知识。

“在多个村落进行实地调查时,我们发现虽然需求金额远不及村镇个体户和小微企业,但需求比例可达70%-80%,农民切实的资金需求很高。无论是做小生意、买种子种苗,还是子女读书、婚嫁、消费等更灵活的资金需求,因为农民属于低端客户,操作成本高、难度大,一般银行不愿意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分市场空白和其服务三农的意义”林涛称。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仁寿民富村镇银行“信用证”类似一种登记和获客,对于使用者来说和信用卡的功能类似,但对银行来说发放、风控和盈利模式均不相同。信用卡需要更高的风控能力,更依赖系统。但“信用证”模式则相对简单,因为银行对每一笔资金的使用流向都掌握得更紧密,所以套现等风险几率大大降低。

该人士还指出,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农村的消费信贷需求还不旺盛,对农村金融来说,这部分矛盾还不突出。此外还需要预防消费信贷在农村推广的负面效应,因为农民缺乏固定收入来源、基础金融知识和消费观念易引发乱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小额信贷的一种创新形式,“信用村”和“信用证”模式还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

2017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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