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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财金融·观点|赵静梅:疫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更加迫切

发布日期:20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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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处于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峻时期,疫情蔓延已经对经济和民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寒假中,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时刻关注疫情变化,思考疫情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疫情过后社会治理、经济转型可能出现哪些新特征。秉承西南财经大学“经世济民,孜孜以求”的大学精神,金融学院召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师,组成一个针对此次疫情展开政策研究的应急研究小组。研究组成员从经济金融角度出发,基于专业特长,从不同的维度展开研究,为打好抗击疫情攻坚战,提出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

截止2020年2月8日,金融学院疫情应急研究小组共完成政策研究报告十篇,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疫情对经济增长模式影响的研究,《疫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更加迫切》。

第二类是疫情对区域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疫情影响及后疫情时期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策略与建议》。

第三类是疫情对特定行业影响的研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及建议》。

第四类是疫情对特定群体的影响研究,《关于疫情期间缓解广大农民工“暂时失业”影响的建议》《关注低收入人群,战胜疫情助扶贫》《关于防止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脱贫人口因疫返贫的建议》;

第五类是疫情防控中金融扶持政策的研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贷款自动延期和建立利息分担机制的三条建议》《关于设立慈善信托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建议》《贷款利率1.6%为抗击疫情和实体经济注入强心剂》;

第六类是地方政府应对疫情政策措施综合分析,《疫情之下,如何看待各地政府的中小微保卫战》。

这些专门针对疫情展开研究的报告,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特定行业、特定人群以及金融政策等不同角度,分析了疫情可能对经济增长模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受疫情影响大的小微企业、弱势行业和弱势人群,甚至对2020年打赢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影响,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合理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应该说,这些研究报告仅仅是应急性的第一批报告,还需要在以后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出有深度、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疫情依然肆虐的特殊时期,虽然我们不能战斗在一线医护战场,但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我们的力量,和全国各条战线上的人们一起共同打好这场艰巨的疫情防控战。

即日起,金融学院官微将依次推出[西财金融·观点]系列文章,用金融人的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首篇见新闻栏目。其他篇目详见【学院新闻】旁的【学术观点】栏目。

疫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更加迫切

「西财金融·观点」研究小组赵静梅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鼠年新春伊始爆发的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已经明确显现。有学者估计,春节7天假期,全国电影票房损失70亿,餐饮零售业损失5000亿,旅游市场损失5000亿,仅这三个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21.8万亿的4.6%。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否超过2003年的“非典”?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可以明确的是,相对于“非典”,此轮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更加“精准”,事关要害,若应对不当,很可能给新旧动能转换的中国经济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后遗症”。

2003年“非典”,发生在中国宏观整体向上阶段。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驾马车中,最主要的动能来自出口和出口相关的投资。市场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2008年,以四万亿出台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政府刺激为主的时代,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主要的贡献力量。此后,政府拉动经济的弊端不断显露,积累的不平衡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动能急需被唤起。而新冠肺炎蔓延的今天,中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既体现在拉动经济的马车需由出口转向消费,也体现在主要的动能需从政府转向市场。病毒在春节期间蔓延,是对消费,对服务业最直接、最重大的打击。服务业是民营经济占比最高的产业,疫情也构成了对民营经济最直接、最重大的打击,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疫情可能决定它们的生或死。疫情是暂时的,但如果民营企业因此出现群体性“死亡”,这将是对“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动能的实质性打击,加大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难度。

政府应审慎研判疫情中的经济政策,切不可陷入“疫情拖累经济,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更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惯性思维当中。疫情防控耗用了大量财政资源,且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已超过300% (债务/GDP,250%的国际警戒线),政府直接刺激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刺激质量都受到质疑。当务之急,是在疫情中最大化保护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保住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微经济。越是严峻的疫情,越应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增长赢得宝贵的市场动力。

机遇总是蕴藏在危险之中。疫情发生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外生压力和动力。

一、疫情可能帮助地方政府真正跳出“GDP锦标赛”的怪圈,聚焦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经济增长总量目标越来越在被作为一个“保民生,保稳定”的底线指标提出。GDP增速不是最终目的,“民生和稳定”才是最终目的。疫情的爆发直接威胁到民生,也迫使地方政府必须施力精准“保民生”。同时,疫情也给社会形成了经济增速会下降的预期,客观上减轻了地方政府“保速度”的压力。中央可适度增加“民生指标”在考核地方政府中的权重,只要保住了“民生”,保住了“稳定”,较低的经济增速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疫情当中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补贴受疫情影响生活困难的家庭,稳定消费,使消费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回应,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应有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保民生”就必须保住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因为它们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疫情之下对餐饮、旅游、娱乐、酒店等服务行业需求断崖式的下跌再加之延迟开工的规定,已经让这些企业挣扎在生命线上,政府必须施以及时的救助。近期苏州、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建议,从税收、贷款、社保、房租等多方面为企业减负,可谓正当其时,值得期待。同时,政府还可以做好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建设。例如,面对疫情催生线上教育的新趋势,政府可统筹考虑搭建针对农民工和中小企业分布的主要产业进行在线培训的平台,并使这一培训机制常态化、持久化,为中小企业提能增效提供帮助。政府还可通过加强数据经营与治理,催生社区零售业、网上快销、在线医疗、移动办公等新业态的产生与发展。

二、疫情可能帮助金融体系产生“集体行动”的动力,下大力气建设适合民营企业融资的信贷识别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打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但长期以来,在银行贷款余额占比不到25%;2018年1月到2019年11月,民营企业债券市场净融资为-2981亿,同期国有企业债券市场净融资量是38433亿。民营企业融资能力与贡献度严重不匹配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一点是国有企业和有政府担保的各种项目是金融体系更优的选择,在竞争博弈中,单一的金融机构难有动力去识别民营企业的贷款能力和贷款风险。疫情把大量民营企业推到了生死边缘,也把政府救助民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在苏州市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建议》中明确规定,“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确保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等要求,并发挥政策性银行“国家队”作用,给予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支持。面对政策要求,银行体系需转被动完成任务为主动应对形势,用好用足政策,不断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提升中小微企业贷款识别和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以疫情为契机,利用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机构对“流动性风险”和“清偿性风险”的识别能力。如果疫情能推动金融体系的“集体行动”,打破过去以“国有”为核心的竞争博弈格局,提升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获取能力,这将是疫情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已经出现。但就像疫情最终会过去一样,短期的冲击也一定会过去。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中长期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应对。如果我们能迎难而上,在疫情中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保护好经济增长的动力,做到“保民生、促投资、重市场、转动能”,就能最大化减少疫情的负面影响,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赢得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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